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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密宗的秘密》目录—序言(01) Empty 《西藏密宗的秘密》目录—序言(01)

于 周一 三月 05, 2018 8:51 am
序   言

西藏密宗在藏地已经流传了千余年。佛教界对于藏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者,以为藏密的喇嘛一边放生,一边喝酒吃肉,这和佛教的慈悲精神相违背,而男女双修等密法则严重违反了佛教戒律,且密宗不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亲传的法,根本就是假冒佛法的外道;二者,以为“显教是小学生,密教是大学生”(西藏密宗将佛教贬低为显教),藏密的密法不是普通根器的人所能修习的,喝酒吃肉、男女双修那是“大菩萨”的不可思议境界,不是凡夫所能理解的,大根器的修行者依密法修行,可以一生即身成佛。随着佛教界的法师居士对于藏密认识的逐步深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坚信不移者,有坚决反对者,有先反对密宗而后忏悔者——如弘一法师,亦有先推崇而后批判者——如太虚大师。


绝大多数的佛弟子因为地域、语言等原因,很难直接接触到藏密的真相,即便是有所了解,也往往是很肤浅很表面的东西,不过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而已。这应该归功于西藏密宗喇嘛教圈子宣传战的成功,他们铺天盖地的出版了一些掩饰真相的宣传品。每当一本有关西藏密宗的学术著作出版,藏密就会出很多本宣传品附和来扭曲真相。在此种攻势下,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藏密真相的学术著作就被淹没了,根本到达不了社会大众手中。好在经过一百多年来国际藏学界的努力,以及西藏密宗的喇嘛们为了获取名闻利养,而随意传播密法。


因此,密宗的“密”早已不再是只有“活佛”大喇嘛才能知道的秘密了。佛法虽有八万四千法门的差别,但是每一个法门只是修行的方式有所不同,不同法门的修证所依据的佛教修行原理应该是统一的,门门所证的法界实相——真如佛性应是一致的,且所成的佛、菩萨功德也是一致的。决不能因为法门有异,所修成的佛功德大小也有不同。因此本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严格地按照佛教的经教,依据藏密公开出版的著作,列举事实,将藏密的“密”和盘托出,以供读者自行判断:西藏密宗到底是不是佛教的一支?相信读者阅读本文以后,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此则信仰密宗的人士,自可以放心地安住于藏密之中继续修行;反之则要远离藏密,回归到清静纯正的佛法修证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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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周一 三月 05, 2018 8:55 am
高僧大德对西藏密宗的态度

所谓的西藏密宗,简称藏密,从表面上看,他们也编篡经典,建造规模极大的寺庙,寺庙里摆设的佛像也很庄严,并有为数众多的喇嘛僧人聚居于寺庙中。可是,西藏密宗实质上是套上佛法名词假冒佛教的外道,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喇嘛教。此喇嘛教在西藏,借助政教合一的政治力量,得以流传千余年。由于佛教的法师、居士多不知喇嘛教的真相,故对这一观点将信将疑,他们疑问最多的就是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佛教有八宗之说,其中便包括密宗,难道说密宗不包括藏密?”


历史上,密宗的确曾经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佛教中曾有一部分人擅长借助咒语以求和佛菩萨、护法神相感应,以便得到他们的加持和保佑,以减少学佛路上的阻碍,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密宗。唐代,密宗传至我国汉地,称为唐密。唐密中依照《楞严经》《千手千眼广大圆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准提经》等经典,通过身语意三密相应,来求证真如佛性者,这才是真密。唐密中真密的修行者持戒极为严谨,不犯女色,不沾酒肉,更不会将杀生当作修行。唐密在唐代传到日本,形成东密、台密,唐武宗皇帝灭佛以后唐密在我国就失传了。


西藏密宗的喇嘛不禁酒肉、破佛律仪,将淫邪的男女双身修法,当成“即身成佛”的究竟法门来修,其余所修的脉气、观想、灌顶、明点、诛杀法等等,也都是与佛法的修证无关的外道法。

西藏密宗的修法和唐密中以三密相应求证真如佛性之真密完全不同。故民国太虚大师在其著作《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中如是说:“密宗之概史,溯密宗之入支那(中国)也,其最盛时,莫唐代若焉(唐密)!当开元三大士来华,一时君相,礼敬如佛,尊崇之诚,弘扬之力,可谓已极!(唐密)乃行世未久,忽遭武宗之摧残,……降迄元、明之际,亦有所谓密教(藏密)者,则非复开元之旧,蒙藏红教传来之另一种耳;其异唐密,更不知相差几千万里矣!”
因此,虽然唐密、藏密都称为密宗,但是却有真密和假密之分——唐密中有真密,西藏密宗是假密。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西藏密宗不是佛教的一支,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的高僧大德不出面揭露藏密的真相?”


关于这一点,太虚大师也有一个说明。太虚大师于1937年在汉藏教理院演讲稿《汉藏教理融会谈》一文里如是说:“再讲显密问题。显密所以成为问题者,是由于密咒兴盛,而批判其余一切教法为浅显,成为显密对立,所以发生了问题。本来、密教传到中国也是很早的,大概在六朝时候吧,便有了杂密的经典输入。但是、真正的建立密教,还是在唐朝开元年间,当时有名的人物,如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等,都是专门宏扬密教的上师。并且在这时,(唐密)也传去了日本,并在日本形成东密、台密。中国的佛法,因为经过了唐武宗的毁灭,密教(唐密)也就一蹶不振,继之而起的是不立文字的禅宗。一直到了元明清的时候,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很多信仰密宗(西藏密宗),在北方五台山等处也有很多密宗寺院;但多是喇嘛,和中国僧众及民间信仰,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可说汉土民间信仰只属禅宗等;其焰口和其它的密咒,虽普遍于民间,为社会的风俗信仰,然非寺中修习的正课,如禅门日诵中的密咒,不过是附属的一种助行罢了。在民国六七年前(约1906年以前),还没有所谓显密问题。近年来,因为密教的勃兴,一方面有由日本而输入中国的东密、台密,一方面由蒙藏关系的密切,而传来黄、红、白各派的藏密。汉地佛教有了密教而占有重要地位,形成显密对立的状态,因而又产生所谓显密问题了。”


太虚大师这一段是说:在历史上,中国内地的密宗(唐密),形成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6年以后),至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灭佛以后,唐密仅存百余年便失传了。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汉地佛教以禅宗、净土宗的修持为主,汉地佛教界和西藏密宗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即便是密宗的放焰口、密咒普遍于民间,但那也不是寺中主课,仅仅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形式罢了。直到民国二、三十年代,我国汉地灭绝一千余年的密宗密法死灰复燃,原因有两个:


一者,日本的密宗(东密)传入中国。一九一五年,日本政府对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其中两条就是日本对在华所设立的寺院享有所有权、日本僧人在华享有自由传教权。实是假传教之名,行帝国主义之实。随着日军势力的侵入,1924年日本的密宗(东密)僧人的权田雷斧(太虚大师称雷斧“然虽冒僧正之名,实缺僧行”)将东密传入中国。权田雷斧的弟子王弘愿,从雷斧灌顶以后,在潮州、广州、香港、汕头等地开坛灌顶,几年间受灌顶者数以千计。民国期间,我国出现密宗人士的活动,始作俑者,即是王弘愿,受其影响,才有僧人大勇、显荫等人东渡日本学习密法(大勇回国后欲再去西藏学密,死于途中,显荫则死在日本,两人因为学密都受到了印光大师的批评)。


二者,西藏的九世班禅、诺那“活佛”因和十三世***喇嘛争权夺利失势以后,害怕遭到***喇嘛的毒手逃到汉地来,为了生存不得不教授密法以取得供养,几年间皈依弟子数万人。因此民国期间,密宗密法经权田雷斧、班禅、诺那等人的大力“弘扬”,汉地的佛教界才对密宗密法有所接触和了解。汉地佛教界接触了藏密和东密以后,因密宗自夸是能教人“即身成佛”的顶级“佛法”,鼓吹“显教(佛教)是密教的基础”,而轻视显教,再加上部分汉地的法师居士由于不了解藏密的真相,也随着密宗之徒贬低显教的教法,由此而形成了太虚大师所说的“显密对立的状态”、“显密问题”。


西藏密宗虽然和汉地佛教界没有接触,但是却得到了封建帝王的支持。“元、明、清”各朝的中央政府,为了控制西藏,故皆极力地笼络西藏的当权者——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活佛”大喇嘛们。“元、明、清”各朝皆有不少帝王和西藏喇嘛学习密法,他们所学的密法即是套上佛法名相的男女双身修法,以便和后宫众多妃嫔享受淫乐,如《元史·哈麻传》记载:


西蕃僧人伽嶙真善演揲儿法(男女双修法),秃鲁帖木儿将伽嶙真推荐给元顺帝,帝习而喜之,“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着闻于外”。到了清代,仍然如此,如清代雍正皇帝提供雍和宫,供西藏喇嘛修双身法。并在皇宫中供养搂报女人的“欢喜佛”。《清稗类钞》中说:“大内交泰殿,即供奉欢喜佛之所”。


在清代,“欢喜佛”曾被用来作为王室皇子们性教育的模型,“流弊所及,遂主淫风大甚,男女无别”。


太虚大师以为:元明清的时候,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很多信仰西藏密宗,但是藏密和中国僧众及民间信仰,没有什么关系。这一观点,不仅为我国史实所证明,同样也得到西藏密宗方面资料的印证,如西藏密宗的根本经典密续《那洛六法》一书说:“本来密宗在昔日,只有帝王可修,民间连密宗之名尚且未闻,遑论修持哉!雍正皇帝因敬重喇嘛之故,特将其自居之雍和宫供养喇嘛,作为喇嘛修法之地,由此可知密宗之宝贵、喇嘛之尊高矣!”(《那洛六法》59页,道然巴洛布仓桑布讲述,卢以照笔录)


因此,历史上汉地的佛教大德没有出面批判西藏密宗,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既然历史上汉地佛教界和藏密没有发生接触,汉地佛教界当然无从知悉藏密的淫邪法义,也就谈不上批判藏密了。

第二,西藏自元朝并入中国以来,因为西藏处在偏
远地区,中央对西藏的管理鞭长莫及,所以“元、明、清”各朝的帝王为了控制西藏,皆对藏地采取怀柔政策,藏地有名望的“活佛”大喇嘛们往往受到优待,并封给官职,让他们直接管理藏地,甚至有的大喇嘛成为皇帝的“帝师”“国师”,这就是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与“元、明、清”各朝帝王礼遇藏密的“活佛”大喇嘛相反的是,此阶段各个帝王对于汉地佛教均采取限制发展的策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期间,如虚云老和尚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重庆慈云寺开示说:


“如西藏喇嘛在中原弘法者,近来甚多,而政府特别加以崇敬,其意甚远。是否政府特别信仰,不得而知。惟对于中原青衣僧徒,则时加种种压迫,毁庙逐僧,不一而足。”


因此,元明清三朝是汉地佛教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在此条件下,即便是汉地佛教界知道藏密实质上是附佛外道,汉地佛教于自宗的发展,尚且步履维艰,何况是出面破斥密宗的邪见?在封建极权的时代,如果高僧大德出面批判皇帝的“帝师”“国师”,批判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不仅没有效果,而且难免性命不保。因此,西藏密宗封建王权的庇护下,并借助政教合一的制度,以武力财力作保障才得以流传千余年。


第三,西藏密宗所传的密法,喇嘛上师都奉为“至宝”,上师即便是对弟子,也要经过长期的考察(考察期多的有十二年之久),严格的灌顶,才肯传授。所以汉地佛教界无法深入了解藏密的密法,所知道的仅仅是皮毛而已。直到民国二、三十年代,随着西藏密宗以及日本的东密陆续传入汉地,尤其是法尊法师翻译了不少藏密自编并推崇的经论,如根本典籍《入中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汉地的佛教界这才有机会接触、了解、研究西藏的密宗,并得出一些结论。民国以来,佛教界的部分大德,就自己所接触的藏密,随其理解的深浅,各有看法,略述如下:


一、民国佛教四大德之一——印光大师对密宗的态度


(一)、以下摘自大醒法师所写的《永思集·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详见《印光大师年谱·66岁》)一文,可见印光大师对密宗的态度:

“在十五年挂褡金陵寺的一个和煦的春天,(大醒法师)听得人说印光大师己由普陀山到了上海,乃发心往沪拜访这位真实所谓‘渴慕久矣’的大善知识。……(大醒法师拜见印光大师时,宾主)问讯顶礼后,对面坐下,说了几句仰慕的话,(印光)大师就开始批评大勇、显荫二师不应修习密宗(大勇、显荫法师都是当时佛教界的骨干人物)。他说的道理当然亦有他的见地。他说中国现在有的禅宗、净土宗以及研究教义的天台、贤首等法门,何一不可以学习,偏要到日本去学密法!他老说这话的时候,潮州王弘愿正在南方大传其法,大授其徒。一方听说日本僧侣是所谓带妻食肉的,因为他老爱惜的显荫又恰恰死在高野山,于是他可以说完全不赞成,甚至反对别人习学密宗。……他老(印光大师)说了许多训勉的话,并且扯住我的手亲亲切切地再四嘱咐我,要念佛,要好好的用功,并且在临行的时候又叮咛:‘你很聪明,不要学大勇、显荫(积极学习密宗的法师)他们。’滂沱雨止,乃告别。”

(二)、民国的宗元居士念佛之余又学密宗,故印光大师写信劝其专注念佛一门,“闲邪存诚”,不要学习密宗。以下是《印光大师致龚宗元居士书》中流露出印光大师对于密宗的态度:
“宗元居士鉴:吾人从往劫来,固有种善根之时,但以未遇仗佛力即生了脱之法门,故致仍然在六道轮回中,不能自出也。汝之幼时,随母信佛,乃是天性,及后饱服韩欧之毒,则其恶习也。……而密宗语气甚大,危险之极。汝且专注于信愿念佛一门,而辅之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此自行,复以化他,则可决定住生矣!……印光谨复。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日。”

(三)、《印光大师永思集之怆辞》中《追念印光大师》一文,由袁希濂所著。袁希濂,近代上海宝山人,
创办“城南文社”,与弘一法师至交。以下是袁希濂在《追念印光大师》一文中记载的印光大师对于密宗的态度:
“余(袁希濂)在五十二岁时,绝对不信佛法,是年秋,得《安士全书》而读之,始知佛法之圆融,佛力之宏大,于是稍稍念佛。……是年腊月二十日起,余从余之根本上师持松阿阇黎,学习密宗十八道加行暨十八道正行,以及施食灵供等法,至翌年二月初八日圆满。复至(印光)师处,师已知之,谓:‘密宗易得神通,易着魔障,汝其慎之,如能舍弃密宗,专持净土,则尤妙也’云云。嗣后每见一次,必问:‘汝仍修密法乎?慎之慎之!’……余时往顶礼,师必殷殷慰问,并云‘闻汝虽为律师,尚能劝人息讼,甚好甚好。以汝不贪不瞋,故学密而不上魔也,然汝仍须慎之,切勿劝人学密’云云。”

印光大师不仅劝人不要学密,而且印光大师自己也曾呵斥、冷遇过西藏的大喇嘛,如民国佛教大德虚云老和尚的弟子——体光老和尚,曾在开示录中对弟子披露这样的一件事:

“印光法师在世,那时候蒋介石他跟西藏也讲团结,***想到汉地访问这几个高僧。那时候印光法师还在普陀山闭关,他是个很著名的、了不起的善知识。***喇嘛想见见他,蒋介石(派人)陪同到普陀山,见印光法师。这***喇嘛、印光法师一见面,印光法师就问他:‘你吃肉吗?’这***当然他吃肉啊,那印光法师对《楞严经》看的极熟啊,象《梵网经》:‘夫食肉者,断大悲种子,非沙门,非释子!’这印光法师就提出来:‘你吃肉,你不是佛教徒。’就不跟他说话。这蒋介石(的下属也)没办法,就把他带走了。”(详见《体光老和尚开示录·四》)


结论:身为净土宗十三祖的印光大师认为:“密宗语气甚大,危险之极”,“密宗易得神通,易着魔障,汝其慎之,如能舍弃密宗,专持净土,则尤妙也”,“切勿劝人学密”,乃至冷遇西藏密宗的大喇嘛等等,已经表明了印光大师对于密宗的整体态度。印光大师以一代宗师的身份,一言为天下式,如果不能肯定,又岂敢轻易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字,流传后世。且学习净土之佛子,最怕的是诽谤佛法,因为念佛不能往生者——“唯除五逆,诽谤正法”。是以寥寥数语,却足以表明印光大师对于密宗是持否定态度的。


二、民国佛教四大德之二——虚云老和尚对密宗的态度

(一)、《虚云和尚年谱·49岁》中记载虚云老和尚在西藏亲眼所见藏密门派林立、不禁食肉的混乱现象:
“(虚云老和尚)由川入藏,行及一年。日出而行,日入而息,登山涉水,每数日不遇一人。鸟兽异于中原,风俗堪称殊异。僧伽(西藏喇嘛)不守戒律,多食牛羊;
(喇嘛的)道服划分红黄,各立门户。忆及祇园会时,不知涕之何从也?”

(二)、虚云老和尚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重庆慈云寺如是开示:
“近年密教(西藏密宗),在中国风行一时,以为特长处,能发种种神通变化。可是闲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是不成的。虚云化食人间,中外地方,差不多都到过,我是凡夫,没有神通,不会变化,所以不敢吃肉,亦不敢过分用度。一般不明佛法者,未忘名利,求通求变,存此妄想,非邪即魔。须知佛法是在自己心内,不可心外取法。神通属用功之过程,岂可立心希求?有此用心,岂能契无住真理?此类人们,佛谓之可怜悯者。”

“最后讲一段故事你们听听,清代康熙帝时,元通和尚主持西域寺,一日有黄衣僧来(西藏喇嘛),帝甚崇之,命师招待,师云:“彼非僧亦非人,是一青蛙精,但神通广大。”时适久旱,帝乃命其求雨,雨果降,帝敬之愈甚。元通和尚曰:‘可将雨水取来,是青蛙尿耳。’试之果然,邪正乃分。故楞严经五十种阴魔,均须识取,不然被其所转,走入魔道了,请大众留心。”

“我看见很多的人,吃素半世,学密宗即吃肉,实可悲痛,完全与慈悲心违背。孟子都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何况为佛弟子也?取他性命,悦我心意,贪一时之口福,造无边之罪恶,何取?何舍?何轻?何重?

每见出家释子吃肉的也不少,我的嘴不好,叫我讲,我就无话不说,望大家共勉之。”


(三)、《虚云和尚年谱114岁》记载,1952年,虚云老和尚在上海玉佛寺,举办禅七时候,对于佛教各个宗派的开示:
“(禅宗达磨祖师)传来东土,是为第一祖。自此传至五祖,大开心灯……如念佛一法,亦由马鸣龙树之所赞扬。……密宗一法,经(唐代)一行禅师发扬之后,传入日本,我国即无相继之人。慈恩宗是玄奘法师兴起,不久亦绝。独以宗门下源远流长,天神归依。”

结论:虚云老和尚在49岁的时候,行脚西藏,看到西藏的喇嘛僧人不守戒律,多食牛羊;道服划分红黄,各立门户,无比的伤感(彼时,虚云老和尚或许还以为喇嘛是僧人)。虚云老和尚于重庆慈云寺说及——当时风行中国的西藏密宗的特长——不过是能发“神通变化”而已,而就虚云大师所举的“青蛙精降雨”的事例来看,西藏密宗的喇嘛所显示的神通,不过是鬼神通——借助鬼神、精灵的力量来显示神异罢了,并不是真正的神通。乃至毫不客气地指出“学密宗即吃肉,实可悲痛,完全与慈悲心违背”!西藏密宗“活佛”“法王”大喇嘛尚且连慈悲心都没有,又怎么会是佛菩萨再来呢?故虚云老和尚于1952年在他114岁的时候,评点佛教各个宗派的时候,并不承认西藏密宗是佛教的一支。尽管1952年时,西藏已经和平解放,西藏密宗的领袖——***喇嘛十四世仍然在执掌西藏的政教大权,许多的藏密的“活佛”“法王”也还在大力的弘扬藏密。显然,虚云老和尚并没有将西藏密宗当成佛教的一支,不然万万不会说出“密宗一法,经一行禅师发扬之后,传入日本,我国即无相继之人”的话来。


三、民国佛教四大德之三——太虚大师对密宗的整体态度

太虚大师是民国时期,我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太虚大师精通教理,富有实证精神,又是近代佛教改革的先驱,由此确立了现代僧伽制度,并首倡“人生佛教”——所谓“成佛在人格,人成即佛成”。初,太虚大师任武昌佛学院院长,后佛学院受到藏密的冲击,原赞助佛学院的施主将拟捐助学院办学的钱款供养给藏密的“活佛”,致使学院经费捉襟见肘,步履维艰,由此激起了太虚大师深入研究西藏密宗,欲一窥藏密究竟的决心。

太虚大师对于藏密的研究,可谓深入,涉及藏密的各个方面。初期,太虚大师对于藏密的确不乏赞誉,太虚大师基于自己正在进行佛教改革,故对于藏密历史上黄教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有所推崇(其实宗喀巴所改革的只是形式,不是藏密根本教义的改变),如太虚大师在《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中说:

“降迄元、明之际,亦有所谓密教(藏密)者,则非复开元之旧(唐密),蒙藏红教传来之另一种耳;其异唐密,更不知相差几千万里矣!盖当时所行者,实师承于西藏喇嘛。而斯时西藏之红教,以发思巴帝师之力,随元军远跨西欧,所至传布,于是传之也滥而习之也杂,以讹传讹,愈趋愈非!戒律废弛,***已极!故迄洪武之禀国钧也,目击其弊,毅然禁传。即在西藏,明初亦由宗喀巴准教理戒律改为黄教,乃有相承至今之蒙藏密教,否则、亦断灭久矣!”

以太虚大师的一代宗师的身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对于藏密也不乏赞语,但是却对于藏密之徒不守戒律,曲解显教的教义,以及藏密四大门派皆有的“即身成佛”等等密法,都有专门的批判、指正。略举例如下:

(一)、太虚大师批判藏密的喇嘛不守戒律,喝酒吃肉。如太
虚大师在《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中说:

“复次、如藏蒙喇嘛之来华传密也,形服同俗,酒肉公开,于我国素视为僧宝之行仪,弃若弁髦!提倡者迷着既深,先丧其辨别真伪是非之心。……又、世间俗人肉食则劝令茹素,而妄称为活佛之喇嘛辈,则日非杀生不饱,且谓由杀生可令解脱。呜呼!此非印度杀生祠神之外道耶?若然者,则彼喇嘛应先互相杀害以成解脱,或迷着盲从者应先请喇嘛杀而食之,何尚腼颜食息人间也?噫!长此以往,密法之真制未窥,妙果未获,而佛制祖规之尊严扫地,遗害人心,深堪危惧!”

太虚大师此一段文章,对于西藏密宗以喝酒吃肉杀生当作修行的邪见,以幽默诙谐的语气讽刺说:“如果杀生可以令被杀者解脱,那么喇嘛活佛们,应该互相杀死对方,来解脱,盲目迷信者,应该到上师那里,请上师将自己杀死,以达到解脱的目的!”


(二)、太虚大师,明确地批判藏密黄教格鲁派所讲的显教理论,颠倒错乱!

密宗之徒,往往鼓吹:“显教是密教的基础”;“显教是中学生,密教是大学生”。可是密宗黄教的“第二佛”“至尊”宗喀巴却不懂显教,曲解显教的理论。1936年7月太虚大师为《密宗道次第论》(克珠杰着331页,《宗喀巴大师集》第五卷,法尊法师译,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作序。太虚大师在序言中明确地指出:“(密宗黄教宗喀巴)于佛所***,既采《解深密经》三时之说,又以第二时为最上,显违经教,似有未妥……以《楞伽经》《华严经》等入第二***,尚应抉择。密续之作部、行部,可统于瑜迦部。瑜伽部亦有其统,略同东密、台密之两界。然无上部对瑜伽等三部有何统属关系?且五金刚并立,虽可以《集密》统大威德、欢喜、胜乐,但时轮又如何关摄?故似多头而缺乏统一组织。”


(三)、太虚大师破斥黄教“至尊”宗喀巴所继承的应成派“中观”。

西藏密宗各派虽然都推崇圣龙树菩萨,尤其推崇龙树的中观学说。可是藏密各派却不直接学习龙树菩萨的中观。他们学习的却是自续派“中观”或者是应成派“中观”。印度历史上,由于清辩、佛护、月称等人不理解龙树菩萨所说的中观的真实意旨,故他们在曲解龙树菩萨中观意旨以后,形成两个中观派别:清辩一方称为自续派“中观”,佛护、月称一方称为应成派“中观”。两派所理解的“中观”观点相左,都声称自己对于龙树菩萨的中观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吵得不可开交。其中应成派中观的代表人物——月称,更是黄教宗喀巴最为推崇的——唯一正确的“中观”大师,宗喀巴亲自著书《入中论善显密义疏》讲解月称的《入中论》,乃至月称的邪著《入中论》是黄教必学的“五部大论”中最核心的论著。中观学说本来是龙树菩萨用来破斥外道以及不信大乘的偏狭的小乘人的,可是月称等人曲解以后,形成了所谓的应成派“中观”,并以之专破佛陀所讲的唯识经典。故在当年法尊法师将月称的《入中论》翻译成汉文,太虚大师阅读以后,深感事态严重,专门写作《阅<入中论>记》一文,破斥月称的应成派“中观”邪说。此过程《太虚大师年谱》记载如下:

“(1943年)十月四日,(太虚)大师《阅<入中论>记》脱稿。月称之《入中论》,法尊于三十年译出,大师曾为删润。是论高扬中论空义而专破唯识;大师不忍唯识之被破,乃明唯识而一一反难之。评《入中论》为:‘功过互见而瑜不掩瑕!’”

这就是说,1943年,去西藏学法的法尊法师译出月称的《入中论》。在《入中论》译成汉语以前,汉地的佛教界只知道《入中论》是藏密很著名的一部论著,但是都不知道《入中论》所讲的内容。等太虚大师阅读《入中论》后,见月称这部“大论”,却是以应成派观点,专破世尊所说的唯识经典的;不得不连夜著作《阅<入中论>记》,明“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之理而一一反难之。太虚法师在文章中如是评判月称的邪著《入中论》,略举一二例如下:

“由此可见《入中论》于别大乘法亦非不具,但于台、贤所谓圆教之义,则尤逊一筹耳!”

“(《入中论》)不应仅执契一类机所说之空独为了义而摈他说,遮闭圣教诸多胜方便门。则虽能开显一派宗论义,亦将功过互见而瑜不掩瑕矣!”

“除自所宗中观论外(除月称所曲解的《入中论》以外),概谤余宗为乱造之理,如外道邪教,则应除所宗中论外更无五乘、三乘、一乘等之佛法!此种褊狭之胸襟,实出部派之恶诤……犹使中国之佛徒不习印度部诤者,竟莫能想象其何以横恶如此!习印度部诤者,乃知大毗婆娑丑诋大天具造五逆,而分别功德论则推崇为唯一菩萨,过情失实,乃其斗诤惯风;印度之佛法由此而衰灭,不足惊尤不应学也!”

“则知(月称写作)《入中》破他(世尊的唯识经典),但为舌辩游戏,无当正悟,乐着内诤,卒难独占全胜,徒令外道乘隙,尽灭佛法,故诸佛子应不为此!”

太虚大师在《阅<入中论>记》中明确地批判月称的《入中论》,大意阐释如下:“月称不应根据二***所说的‘般若空’(解深密经说‘犹未了义’),批判佛陀第三***所说的唯识了义经典。虽开显了他所提倡的‘应成派中观’,但功劳过失皆有,因应成派中观错的地方多,正确的地方少,弊大于利!”

“月称除了自己所创的‘应成派中观’以外,对于佛教的其他见解宗派,尤其是了义的唯识观,一概加以诽谤,视如外道邪教。这种心胸狭窄的行为,完全是出于部派之间的恶劣论诤。中国的佛教徒无法想象佛教内部还有如此横恶之人事。印度佛教因为月称所创造的‘应成派中观’的兴起,从此走向衰落。”

“月称所写的《入中论》破斥唯识宗,只是舌辨游戏,于正悟无益,如此乐于印度佛教内部的争执,虽然难以于论争取胜,却让印度的外道趁此将佛法灭了,所以学佛的佛弟子绝不该做这样的事情!”

西藏密宗每每鼓吹“显教是学密的基础”。藏密之内,最强调学习显教理论的是黄教的宗喀巴,对于如是违背佛教经典的邪著《入中论》,却当作最究竟最了义的“中观”来学习,由此藏密“至尊”宗喀巴所说的“显教佛法”理论的正确性,可想而知了!

(四)、太虚大师破斥密宗的“即身成佛”论。


虽然西藏密宗四大派所说的法义互相冲突,各执一词,但是“即身成佛”理论却是各派共有的。藏密最夸耀的就是以男女双修之无上瑜伽来“即身成佛”了,这对于佛法修行者来说,无疑都是极具号召力的,但是密宗的“即身成佛”却是违背佛教经论的。太虚大师如是评判:

1、太虚大师在《论即身成佛》第二部分“二破谬”中,破斥密宗的“即身成佛”理论时说:

“甲、破执定肉身之变相为即身成佛之谬。凡起种种方便,修诸善业而进趣菩提者,惟此五蕴身;起种种谬执,作一切非法而堕诸魔外者,亦惟此五蕴身,以一切施作,皆不离乎身故。如人能由一方法修成一种禅定起神通,即可现出种种异相,若佛相、菩萨相、天魔、鬼神相等等。而传密教至日本之空海师,相传尝现毗卢佛相,于是彼宗徒牢执此为密宗即身成佛之谬据。殊不知若定执其肉身能现佛相为即身成佛,则诸精灵妖怪亦能现此种种之神异。

……可见天魔等亦能现佛相、菩萨相,若以其身现佛即是成佛,则:此魔应是佛,能现佛相故……此等谬执,混同魔外,学佛者不可不破。”

“乙、破咒印加持各身分为即身成佛之谬。密教有加持五脏六腑等身分之种种咒印,谓可使现前肉身变为金刚佛体。当修此咒印时,口诵真言,手结密印,心观字种,加持一一身分。然由此令想见此身是法界诸法聚,而法界诸法亦不外我身,固未尝非一观行方便,若即执定此身已非凡体,已成为佛——即身成佛,则为谬执。……”

2、太虚大师在《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如是评点密宗的即身成佛:“佛寂一千年后,入像法期,乃由龙智等兴行密教,旨在修神仙咒术行,成欲界天色身──双身从盻、笑、握、抱、合,即示欲界他化自在至忉利,由上而下之五天次第,以最下之合为无上瑜伽法,依所得天色身之等流果成就佛身,故特重即身成佛。设非菩提心、般若慧,则失其为成佛之方便,故尤以发大乘菩提心、修大乘般若慧为要义。换言之,亦即再依‘天色身’为圆成大乘行果之基据也。”

在这一段里面,太虚大师明确地说,密宗所修的是外道法,“乃由龙智等兴行密教,旨在修神仙咒术行,成欲界天色身”,“以最下之合为无上瑜伽法,依所得天色身之等流果成就佛身”!

什么是最下之合?就是欲界最粗重的烦恼——淫欲,即是密宗的上师弟子所修的男女双修之无上瑜伽!由于借助淫欲这种最下之合,附以气脉、拙火、明点的修证,故无法出欲界,只能成就欲界的天身。

为什么太虚大师说密宗的持咒、男女双修等是神仙咒术?

《楞严经》卷9说:“坚固交遘而不休息。感应圆
成名精行仙。”密宗之男女双修,借助脉气、明点、拙火,能长时间地男女交媾而不射精,此即是《楞严经》所说的“精行仙”的修法,故太虚大师说为“配以修神仙咒术行,只能成就欲界天色身”。

密宗妄想用欲界天的天身来即身成佛,根本是违背佛理的:众所周知,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妙法莲华经》等多部经典中已经预言,下一位佛是弥勒佛,这中间娑婆世界是没有人成佛的;且诸佛报身成佛的时候都是在色究竟天境界里面成佛,色究竟天是在色界,不是在欲界。释迦牟尼佛在欲界成佛,那是化身示现成佛,不是报身成佛!

故《大乘入楞伽经》之“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一”说:
“云何于欲界,不成等正觉?
何故色究竟,离染得菩提!
……
云何欲界中  修行不成佛
而于色究竟  乃升等正觉”


因此,密宗无上瑜伽欲以所证的欲界天身来成色界天身的报身佛,无异于白日做梦,哪有用外道的神仙咒术男女双修能圆成报身佛的道理?

3、对于藏密的“即身成佛”的理论,太虚大师于1934年在灵隐寺演讲时还如是评点:

“一向浩浩地说甚么发心学佛,弘法利生,而尤以禅祖西来,直指见性,密宗灌顶,即身成佛,最为人所欣羡。殊不知才云直指,早曲了矣;性且不有,怎样可见?何况六大本空,身不可得,说什么即不即;五智非有,佛不可得,说什么成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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